關于《納粹醫(yī)生》這本書，我們不妨從書中的一個畫面說起。這是一個奧斯維辛幸存者對他們剛到達奧斯維辛時刻的回憶。

　　“我們是晚上到達的。因為是晚上，所以能看見大片燈光和焚燒爐的火光，還能聽見尖叫、哨子聲和‘出來！出來！’的喊叫。‘扔掉所有東西，立刻排好隊！’他們把我們分開，五個五個地排好隊，兩個人站在旁邊，一邊是門格勒，另一邊是一個負責工作的軍官。當時的情形是，‘你走這邊。你去卡車那邊。你走這邊。你去卡車那邊。’你很快意識到有一個模式，大約14歲以下的和35歲以上的會被分到卡車那邊。直到我們到達營房處，我們才意識到那些卡車去了哪里……這一切都發(fā)生得非?？臁⑿史浅８?。”

　　稍微對奧斯維辛集中營歷史有一點了解的人都知道“那些卡車”去了哪里。它們去了毒氣室。在那里，他們會脫光衣服，被用鞭子趕進毒氣室，門被鎖上。“大約8分鐘后”，門被打開，他們的尸體將被抬進焚燒爐。據一個幸存者回憶，一趟火車拉來1500人，大約1200-1300人會被直接拉往毒氣室。剩下的人一旦生病，還是會被送往毒氣室。加上饑餓、過度勞動、虐待，奧斯維辛囚犯的實際存活率不到2%。某種意義上，一旦抵達奧斯維辛，囚犯們“就已經死了”。

　　約瑟夫·門格勒（1911年-1979年），德國納粹黨衛(wèi)隊軍官和奧斯維辛集中營的醫(yī)生，別名“死亡天使”（圖片源于網絡）。

　　但是，《納粹醫(yī)生》并不是泛泛地展示和譴責納粹之惡——這方面的著作已經汗牛充棟。關于這本書的主題，我們可以定格至剛才這個畫面中的一個人，那個站在集中營門口的門格勒。這是什么人？他不是一個普通的黨衛(wèi)軍獄警。他是一個醫(yī)生。據說他在“篩選囚犯”的過程中會愉快地吹著口哨，動作“瀟灑而快速”，并且常常高喊“雙胞胎出來！雙胞胎出來！”——他熱衷于挑出雙胞胎做醫(yī)學實驗，因為雙胞胎可以用來分辨基因和環(huán)境對人體的作用——是的，他是一個熱愛科學的醫(yī)生。

　　醫(yī)生？難道醫(yī)生不應該是治病救人的嗎？難道他們不應該是老弱病殘的“白衣天使”，而不是把他們當做“垃圾”一樣扔到焚燒爐里去？如果說納粹整體上都摒棄了人道主義，沒有誰比納粹醫(yī)生的摒棄更顯得像是一種背叛。事實是，醫(yī)生在整個納粹集中營中起到了至為關鍵的作用：他們是生死隊伍的“篩選者”，是各種殘忍人體實驗的主導者，是調配殺人毒氣和針劑劑量的“技術人員”，是囚犯死亡之后偽造“病人”死因的填表者……一句話，他們是整個納粹殺人機器最后的按鈕。

　　利夫頓想搞清楚為什么。作為一個幾乎終生都在研究死亡主題的精神病理學家，利夫頓曾經研究過廣島幸存者和越戰(zhàn)老兵的心理世界，作為一個猶太人，并不奇怪的是，他最終將研究指向了納粹集中營。通過對40個左右的納粹（其中29個納粹醫(yī)生）和80個納粹受害者（其中40個成為納粹的醫(yī)學助手）的訪談，利夫頓試圖進入納粹醫(yī)生的心理世界。他的研究目的并非簡單的譴責邪惡，更多地是為了“理解邪惡”。確切地說，他試圖從醫(yī)生這個角色入手去回答：為什么“普通人”會變得邪惡？是他們“本性”如此，還是“環(huán)境”使然？如果是“環(huán)境”使然，這個“環(huán)境”又需要什么樣的構件？

　　二

　　“環(huán)境”對于普通人的施暴至關重要

　　著名心理學家津巴多曾經對類似的問題做過探索。盡管并不直接研究納粹，他1971年開展的著名“斯坦福實驗”同樣著力于分析“為什么普通人會做出殘忍之舉？”在這場實驗中，津巴多招納了20多個“普普通通的大學生”，將其分為兩種“角色”——獄警和囚徒，要求他們按照其角色互動兩個星期。令人不安的是，即使缺乏明確的強制性環(huán)境，僅僅是角色代入感就很快扭曲了這些“普普通通大學生”的行為模式——“獄警”變得越來越暴虐，而“囚徒”則越來越順從和抑郁，其關系變得如此扭曲，剛到一個星期津巴多就不得不叫停實驗。據此，津巴多論證“不是個人的品性，而是特定的情境制造惡魔”，或者用他的語言來說，不是“蘋果壞了”，而是“桶壞了”。這種人被情境扭曲的現象，他稱之為“路西法效應”。

　　著名的“斯坦福監(jiān)獄實驗”（圖片源于網絡）

　　很大程度上，利夫頓的研究與其不謀而合。只不過，不幸的是，津巴多的實驗只有幾十個參與者，并且可以被叫停，而利夫頓所研究的那場“實驗”卻無法被叫停，并最終卷走了成百上千萬的生命。和津巴多一樣，利夫頓也指出，對于普通人的施暴，環(huán)境性的結構至關重要。“環(huán)境”之所以重要，是因為它改變“理性人”的理性計算公式，每一個行為的成本收益被重估，其意義也被重塑。虐待狂醫(yī)生門格勒，如果是處于一個“正常年代”，很可能只是一個普通的、甚至十分敬業(yè)的德國醫(yī)生而已。

　　在利夫頓對納粹醫(yī)生的分析框架中，最大的關鍵詞是“角色轉換”（doubling）。他用這個詞來形容一個人從“日常自我”向“奧斯維辛自我”的轉換。阿倫特曾經用“惡之平庸”來形容納粹軍官艾希曼，但是利夫頓認為，“平庸”這種說法是不夠的——它不足以描述普通人參與到邪惡當中的發(fā)生機制。普通人成為施惡者，需要“角色轉換”的發(fā)生，一個人將“日常自我”擱置起來、進入“情境自我”，才能若無其事地作惡。

　　這個轉換的關鍵，是個體自我的集體化和他者化。自我的集體化，意味著“1”溶解為“1/n”，個體放棄自己人之為人的整全性，隱身到一個集體當中成為其中一個“分子”，從而實現作惡心理成本極小化。這個集體可以大至“國家”、“種族”、“民族”、“宗教”，也可以小至“一群群毆同學的中學生”、“一場游行中的打砸搶者”。集體化的過程就是匿名化的過程——“匿名”意味著無需負責，而當一個人可以不對自己的行為負責的時候，他就不可能再為其負責。“自我的他者化”則意味著將自己轉化為一個巨大系統(tǒng)中的一個功能性部件，這個部件可以是“警察”，可以是“醫(yī)生”，可以是“官僚”，可以是“法官”，甚至可以是一個善于沉默的“觀眾”。通過集體坐標而不是“內心良知“定位自己，“我”就變成了“他”。“我”不再是有名有姓的約瑟夫·門格勒，而是“一個醫(yī)生”。“我”也不再是有血有肉的阿道夫·艾希曼，而是“一個軍官”。既然是“他”在作惡，又與“我”何干？

　　書中的維爾特醫(yī)生，典型地反映了“角色轉換”的重要性。作為書中被重點刻畫的三個納粹醫(yī)生之一，他不像B醫(yī)生那么“善意”，也不像門格勒那么兇殘，然而，正是這個“不好不壞”的他，最能體現普通人角色轉換的意義。利夫頓在書中大量摘錄了他在奧斯維辛時期給妻子寫的書信，信中的他是個如此有情有義的好丈夫、好爸爸，簡直就像是我們身邊某個可親的鄰居。他稱自己的妻子為“我的心肝，我的生命，我的天使”，為自己孩子長出的第一顆牙而激動，關心岳母的健康，譴責一個“搞大”別人肚子而不肯與之結婚的男人，并描述自己等待妻兒來訪的激動心情，說到自己要買“2把小掃帚，1個搗肉的木槌，一張兒童桌，4把相配的椅子，一個小腳凳，一個木馬”。然而，正是這樣一個“正常人”轉過身來，能夠站到奧斯維辛的大門口，冷冰冰地把成千上萬個猶太人、吉普賽人、波蘭人、老弱病殘送到毒氣室里去。即使門格勒這個被無數受害者事后回憶成“惡魔”的虐待狂，似乎也有暫時回歸“日常自我”的片刻——他給吉普賽兒童帶來糖果，“跳來跳去”逗他們開心，邀請他們出門開車兜風……然而，就是這樣一個人，可以轉身在墻上1米5處劃一道線，要求把所有不到這個高度的孩子送到毒氣室去。

　　這種“角色轉換”，不是病理意義上的“人格分裂”或者“雙重人格”。“人格分裂”對其患者來說是一個不由自主的狀態(tài)，但是“角色轉換”不同，它需要當事人有意識的角色切換。正如一個司機意識清晰的“換擋”，這種切換是理性的、清醒的，甚至可以說是“智慧的”。一旦維爾特們從自己的家庭身份“換擋”到自己的職業(yè)身份，他就小心翼翼地將那個“日常自我”給剝離下來，鎖進意識的閣樓，“穿戴”上那個奧斯維辛的“情境自我”，并嵌入那個巨大的集體有機體，成為其中的一個觸須、一個器官、一根依靠慣性蠕動的絨毛。

　　三

　　責任的無限分散使得普通人“不知不覺”成為惡魔

　　如果個體作惡是“環(huán)境所致”，是因為“桶壞了”，那么，接下來的問題就是：“桶”又是怎么壞的？

　　或許津巴多的“桶壞了”理論在為個體推卸責任方面走得太遠了。事實上，當納粹醫(yī)生為自己的行為進行辯護時，幾乎都使用了“桶壞了”理論。“奧斯維辛的背景就是這樣，我們能怎么樣呢？”“這是一件可怕的事，但我們什么也做不了。”“反正這些猶太人也會被送進毒氣室，我不去做篩選工作，自然會有人去——事實上把這種臟活推給別人是‘不道德的’。”“反正這些人遲早會死，對他們做些實驗又怎么樣呢？”用維爾特的話來說，“我做了什么惡呢？我真的不知道。”

　　很多醫(yī)生不但相信自己的無辜，而且相信自己在如此極端嚴酷的環(huán)境下，通過對嚴酷的技術收斂而成了“好人”，成了“拯救者”。比如，“我去做毒氣室的篩選，比黨衛(wèi)軍的篩選刻意留下了更多活口”、“我通過醫(yī)學實驗的名義存留了一批猶太兒童”、“毒氣室的死法快速無痛苦，比槍殺虐殺人道多了”、“我對注射死亡法做了技術上的改進，死亡只需數秒鐘，痛苦程度大大降低”……甚至有一個納粹醫(yī)生宣稱：“今天歐洲還有猶太人，很可能歸功于我”。

　　奇怪的是，如果我們把“當時的政治條件”（“桶”）作為一個給定狀態(tài)，他們的自我辯護甚至聽上去頗有道理。在當時反對希特勒就等于自殺的情況下，他們能怎么樣呢？難道在“篩選囚徒”的現場突然高喊“打倒希特勒”？我們可以要求一個人有正義感，但是難道能要求他為了正義感而自殺？如果沒有自殺的勇氣，他們就等于惡魔？簡直可以說，當時這些納粹醫(yī)生的“理性選擇”就是老老實實“執(zhí)行公務”，而如果他們能夠“基于人道主義”，每天少挑那么兩三個到毒氣室，簡直就是“功德無量”。

　　所以，問題在于，能否把“當時的政治條件”——那只“桶”——作為一個給定狀態(tài)？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這樣認為？“當時的政治條件”是一張外生的、無邊的、從天而降的巨網，將這些無奈的醫(yī)生們緊緊綁在其中，還是這些醫(yī)生就是這張巨網的一個一個“結”，恰恰是他們的存在、連結和行動構成了“當時的政治條件”？當這些醫(yī)生抱怨他們“別無選擇”時，他們似乎忘了，當年他們都積極加入了納粹黨和黨衛(wèi)軍，都信奉反猶主義和“國家社會主義”，都程度不同地參與過納粹德國的絕育和“安樂死”工程，都接受了“黨衛(wèi)軍醫(yī)生”這個工作并同意留在奧斯維辛，正是他們的積極參與鞏固了希特勒的政權，而這個被千千萬萬“普通德國人”通過效忠養(yǎng)大的怪獸，反過來又進一步死死咬住所有“普通德國人”。換言之，“當時的政治條件”不僅僅是其行為的給定背景，也是他們正在構筑的流動現實。他們不是被扔進這個“恐怖故事”的演員，也正是其作者本身。

　　這些納粹醫(yī)生之所以強調自己的“演員”身份、而不是“作者”身份，不僅僅是因為他們急于洗脫罪行，也因為這個“接龍恐怖故事”的作者如此之分散，似乎——大約除了希特勒——不會有任何作者真的認為自己是作者。所謂“沒有一片雪花會認為是自己造成了雪崩”。從猶太人的正常生活到毒氣室這漫長的道路上，誰會覺得自己有罪呢？登記收集猶太人信息的官僚？撰寫各種反猶文章的編輯記者？將猶太人遣送到“特別居住區(qū)”的警察？把他們送上火車的黨衛(wèi)軍？集中營里的醫(yī)生？納粹醫(yī)生只不過是把已經送來的人按照“上面的指示”分揀成“立刻送往毒氣室的”和“留下來干活的”而已。在這個漫長的迫害鏈條中，每個人都不過是在“執(zhí)行公務”而已。然而，罪責只應由“元首”一人承擔？“元首”就是有三頭六臂，又怎能屠殺幾百上千萬人？

　　納粹德國元首希特勒（圖片源于網絡）

　　責任的無限分散或許是解釋“普通人何以成為惡魔”的關鍵。所有人都需要負責，意味著幾乎沒有人需要負責。固然，“責任”存在著一個金字塔結構，越往金字塔的底部，每個人承擔的責任越少，但是，“底部普通人”——作為個體——所需負的責任或許很小，但是他們——作為集體——卻是一個邪惡有機體的“手指”。這正是這個“恐怖故事”最令人不安之處——我們竟然可以“不知不覺”成為“惡魔”。如果讓“我”去主動殺害一個無冤無仇的人，“我”不可能做到，但是，如果把“殺一個無冤無仇者”這件事分解成100個步驟，而“我”所負責的那個步驟只是“坐在實驗室里調制一氧化碳”，只要施以一定的威逼利誘甚至道德感召，“我”完全可能做到。在這里，每一個個體無需成為“惡魔”，但是“我們”卻可以。

　　這或許極權恐怖機制的“秘密”所在——它無需把每個人改造成惡魔，只需要每個人跨過一個“小小的”道德門檻。“只要人人都獻出一點惡”，一個巨大的乘數效應就可以匯聚成巨大災難。普通人可以僅僅因為“盡責”、沉默、無視而成為邪惡的組成部分，而他必須成為敢于赴死的英雄才能擺脫邪惡的漩渦。當他為邪惡貢獻0.0001%的力量，他可以推卸掉99.9999%的責任，但是一百萬個“他”就可以共同施加百分之百的殘忍。換言之，在這里，作惡是一種集體責任，行善卻需要個體的飛躍。這也是為什么書中幾乎所有的納粹醫(yī)生即使到戰(zhàn)后也無法真正檢討自己的罪行——“我只是0.0001%的惡魔，為什么要作為100%的惡魔受審”？

　　當然，在這個金字塔型的責任體系中，“元首”和納粹高層的作用最為關鍵。某種意義上，他們?yōu)?ldquo;善均衡”向“惡均衡”的轉換提供了巨大的第一推動力，如果不存在有組織的英勇反抗，剩下的交由慣性即可完成。因此，在“惡均衡”形成的過程中，普通人最大的惡往往不是“積極行動”，而是懶惰。他們只需在一個危險漩渦形成的過程中保持高枕無憂的姿態(tài)，就可以以其重量成為這個漩渦的動力之一，而當這個漩渦旋轉得越來越快、即將其吞噬時，想要掙脫它就為時太晚。是的，我們無須轉變成“惡魔”才會造就納粹悲劇，我們只需要在一場浩大的集體催眠中保持一點點睡意。

　　四

　　粹悲劇的形成只需要“人人都獻出一點惡”

　　如果“桶壞了”是因為“人人都獻出一點惡”，那么為什么普通人會在邪惡形成難以逆轉的漩渦之前參與其中？

　　有很多因素促成當時“時代的洪流”。意識形態(tài)是很重要的一個部分。納粹主義的話語系統(tǒng)對于納粹醫(yī)生合理化惡行起到了很大作用——通過將一個種族主義的故事包裝成一種科學乃至美學，它抽去了邪惡的邪惡性。換言之，戴上納粹主義的有色眼鏡，人們不覺得自己所作所為是在鑄造一只“壞桶”。事實上，他們覺得自己是在打碎一只“壞桶”，鑄造一只全新的、閃亮的“新桶”。

　　Himmler曾經一再宣布：“國家社會主義不過是應用生物學而已”。在這個種族主義的話語系統(tǒng)中，雅利安人代表了人類最健康向上、最朝氣蓬勃的力量，而猶太人、吉普賽人以及老弱病殘等等代表了“病毒”和“污染”。通過這個意識形態(tài)神話，殺戮被反轉成了拯救，施惡是為了“更大的善”，恰如剪除雜草是為了莊稼更好地成長。書中有個意味深長的細節(jié)：盡管納粹德國最后殺害數百萬猶太人，但在有關猶太人的各種官方文件中，從來沒有出現過“殺”這個字眼。納粹使用“清除”、“驅逐”、“凈化”乃至“最后方案”等等字眼，但始終繞開“殺”字，或許正是因為他們需要圍繞著“拯救”而非“殺戮”展開其話語。在《革命的不朽性》中，利夫頓曾經指出，集體主義的話語（種族、階級、民族、宗教、國家等等）之所以打動人心，在于它通向“不朽”——個體生命轉瞬即逝，而群體卻生生不息，因此，人們通過依附集體靠近永生、平息對死亡的恐懼。

　　但是，人的大腦并非簡單的容器，別人倒什么它就裝什么，何況醫(yī)生——他們本應有基本的科學訓練使其抵御“雅利安人是人類之光”、“猶太人是萬惡之源”的神話。普通人“被欺騙”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希望被欺騙。而在特定的歷史階段，人們“希望被騙”的心情格外強烈。一戰(zhàn)失敗帶來的集體恥辱和怨恨，急于為失敗尋找替罪羊的迫切心情，19世紀德國統(tǒng)一和崛起過程中形成的“國家主義神話”，魏瑪時期混亂帶來的對秩序的渴望，超級通貨膨脹引發(fā)對政治強人的期待，19世紀以來的社會進化論話語，都為納粹話語的興起提供了思想基礎。

　　意識形態(tài)本身并不足以支撐極權體系，它需要借助權力的保駕護航。如果說希特勒上臺前納粹的吸引力來自于意識形態(tài)和希特勒的“個人魅力”，他上臺后，其吸引力則越來越借助于權力的魔法。在這里，權力首先是一種誘惑，其次才是一種壓迫。“如果你跟我們走，你可以得到晉升，得到機會，得到物質回報，至少，你可以得到安全。”于是，“真實的信仰”和“表演性的信仰”界限變得模糊，并相互循環(huán)。即使這個信仰一開始是表演性的，當一個醫(yī)生手上沾滿猶太人的鮮血后，他也會因為迫切的“自我合理化”需求而將表演性的信仰轉化為真實的信仰。事實上，他手上的鮮血越多，他就越需要說服自己“種族優(yōu)劣論”的合理性與“科學性”。

　　于是，我們看到這些納粹醫(yī)生們在衛(wèi)生所里煞有介事的“科研”。他們忙于研究令猶太人絕育的“優(yōu)生學”，試圖發(fā)現讓雅利安人多生雙胞胎的醫(yī)學途徑，他們努力發(fā)掘不同種族頭顱有什么不同，同時致力于讓老弱病殘高效死去的“技術改良”，他們甚至試圖發(fā)現讓人眼睛變藍的方式……如果沒有納粹主義的種族話語，所有這些“科研”會顯得像是瘋子工程，但是這些納粹醫(yī)生需要這一層科學外殼，來給一個赤裸裸的殺戮機器裹上一層“意義”的外衣。

　　權力的誘惑還在于所有躋身其中的人得以分享它的光環(huán)。書中許多人都回憶到門格勒“以殘忍為樂趣”的片段——他會僅僅因為一個人皮膚有一個疤痕而將其送往毒氣室，因為他“癡迷干凈與完美”；他會為了證明某個病人“的確得了肺結核”而槍殺他，從而解剖他“看個究竟”；他隨意切掉囚犯的睪丸以研究人的生育機制；他甚至“在一個猶太節(jié)日中舉辦了一場音樂會”，然后在音樂中篩選送往毒氣室的人……在奧斯維辛這個小世界中，他成了掌控生死的上帝。人們如此恐懼他，以至于囚犯們都極力“討好他，幾乎就像是一種引誘”。一個普通時代的普通醫(yī)生，何曾有機會享有如此甜蜜如此波瀾壯闊的權力？

　　奧斯維辛集中營中的“死亡之墻”舊址（圖片源于網絡）

　　當然，不是每個醫(yī)生都享受殘忍。在利夫頓重點刻畫的三個醫(yī)生中，有拒絕承擔“篩選”工作以保存內心最后一點良知的B，有熱衷于為罪惡體系“再加一把柴”的門格勒，也有在“日常自我”和“奧斯維辛自我”之間疲勞奔波的維爾特……“桶”的好壞不足以解釋這些人與人之間的差異。有許多囚徒記得B醫(yī)生的一句“早安”給他們帶來多大的安慰，而他故意通過虛假實驗拯救某些犯人的做法更是令人動容。但是，即使是B——這個“更人性的”納粹醫(yī)生——也說：在巨大的奧斯維辛系統(tǒng)里面，這些差異的意義微乎其微。“我也是他們中的一個”。

　　某種意義上，醫(yī)生B比門格勒更體現納粹體系的殘忍——一個“壞人”作惡并不稀奇，一個“好人”作惡才成為悲劇。正是因為納粹悲劇的形成并不需要每個人都變成惡魔、只需要“人人都奉獻一點惡”，《納粹醫(yī)生》這本書所傳達的，與其說是納粹的危險，不如說是我們每個人自身所蘊藏的危險。當一個人“脫下”作為個體的自我，“穿上”他者的身份，并隱身于集體的庇護，作惡行就變得輕松自如。而對于小惡匯聚成大惡，有時候“普通人”所需做的全部就是“別過頭去”。納粹之惡不僅僅在歷史中，它一直在薄如蟬翼的文明之下蠢蠢欲動。